刘琼：写作都有瓶颈期，我的方式是转移注意力
“兰州方言里‘姿势'的意思就是漂亮，一般用来形容小女孩。”作家刘琼介绍，兰州方言，包括西北方言，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喜欢用叠声字。她把“姿势”用成了“姿姿势势”，就好像“漂亮”，用成“漂漂亮亮”。
《格桑花姿姿势势》是刘琼新写的一篇文章，来自她在甘肃临夏、张掖等地方的采访，是对早年西北生活的追忆和记录。
格桑花生长在高寒地带，不择地而居，有着令人感慨的生命力。当“姿势”一词用成“姿姿势势”后，词意产生了些微变化——不仅表示漂亮，还有自信、喜爱的情感色彩在里面。
“作为这本书的书名，或用作这篇文章题目，其实也有自己对文化的一种主观情感在里面。”刘琼说起将《格桑花姿姿势势》作为散文集书名的原因。
《格桑花姿姿势势》 刘琼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出版/39.80元
Q：《格桑花姿姿势势》一共分为三辑，分别是“格桑花姿姿势势”“叙述、存在与历史”“文学与人文”，这三辑有什么特色和关联吗？
刘 琼：这三个部分是以三篇文章的题目作为区隔的，由此三个专辑有一种客观的联络。“格桑花姿姿势势”是叙述部分，也就是记忆和记录，因为有了叙述和叙事，所以才有存在和历史。其实“叙述、存在与历史”部分也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，对历史写作有点学理性的探讨。到了“文学与人文”部分，写的就是文学化表述与人文历史的建构关系。
关联起来就是站在一个相对理性的角度来探讨写作形式、写作逻辑和写作行为，这三级的关系其实是从感性到感性叙述和辨析，再到理性认知。所以从文体上来讲，第一部分更偏向于记人记事的散文，第二部分更偏向于随笔，第三部分更偏向于理性认识、总结和归纳。
Q：您的散文作品很多，在集结成书的过程中，是以什么标准取舍呢？有哪些篇目是您特别喜爱的吗？
刘 琼：人一般情况觉得文章都是自己的好，我没那么自大，但确实对自己有些文章还是比较偏爱的，比如《姨妈》这一篇，再比如第一辑里还有篇特别简短的《刚察往事》。还有与我个体和家庭有关的，像《祖父的青春》，但很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没有写完。
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受到编辑的启发，我在写作时有取舍，因为这20年中有大量零零碎碎的写作，当听到这个集子的时候，选择的篇章第一是我本人相对比较满意的，觉得能够放在书里让大家看到，最好能经得起考验、考察。另外就是许多文章之前发表过，广泛的反响也是我选择的一个标准。
Q：书中您提到了“非虚构”“女性文学”“新媒体时代”等流行议题，也有关于“五四”“画像石”等传统话题，您认为文学的新与旧、传统与现代在当下呈什么样的态势发展呢？
刘 琼：文学的新与旧、传统与现代，它是相对而言的。所谓的新与旧，一种是指经验，一种是指写作方法。写法的新和旧关键在于内容和形式是否是恰当的、匹配的。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，但是让自己的写作形成一种个性的，或者个人化的表达习惯，我觉得很重要，就是说在文学规范的语言内，要有自己的一种语言表达或文本构造习惯。至于文化的传统与现代，我认为就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。现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里面就包含着传统和现代的关系。这几年传统和现代结合得非常好，把传统文化进行现代重构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。
Q：您在创作中有没有瓶颈期？会用什么方式来度过这段时间？
刘 琼：当然，每个人的写作都有瓶颈期，我的方式就是转移注意力。遇到瓶颈的时候，一定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或表达方式。我如果觉得近期写作不顺利，就会去看电影，用这种视觉艺术来激发自己，获得启发和营养，回过头来再重新想选题，就会觉得思考的东西不一样了。另外对于写作来说，最重要的确实是大量的阅读。最害怕的写作就是当你写出来以后，发现它并没有什么意义。文本没有价值对写作者来讲是最大的伤害。
过去每年我还都会给自己安排一段时间的旅游。当你在路途当中，在一种非常规的、非日常的境遇当中时，你的心灵、器官、感知全部打开了，会获得很新鲜的东西，这对培养下个阶段的写作特别有用。因为疫情的原因，已经有两年没有过这样的旅行了，但我真的觉得旅行对一个人的写作作用特别大，而且效率特别高。
Q：您今后还有写作计划吗？若有的话，可以透露一下大概是什么类型吗？
刘 琼：我还会在散文写作和非虚构写作这个领域再坚持写两部作品，因为我其实还有好多想法没有实现。比如家族记忆这一块儿，我觉得应该把它完成，这是一个整体计划，接下来的这一两年大部分精力会用在这上面。另外还有一部是关于生态写作或者说是咖啡馆写作的，没有完成。这个虽然像半命题作文，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，感觉富有兴趣。
《格桑花姿姿势势》后记
收集在这里的文章，长长短短，早早迟迟，前后跨度至少二十年。
《姨妈》是三年前文章。之前，手头一直在写一个非虚构长篇，分了章节，《姨妈》这节开头写了大约两千字，就搁在那儿。因为《雨花》主编朱辉约稿，从文件夹里翻出来，接着写，写到一万字，问长不长，朱辉说“没事儿，发过来看看”。两个月后，刊发了，当期还有一篇叫《姨夫》的中篇小说，是河北籍作家胡学文的作品。《姨妈》像打开了瓶塞，搁置很久的散文写作又重新开始了。
我有悲观主义的毛病，越是心爱的东西，越喜欢藏着掖着，以为日久生香，结果藏着藏着，连自己都遗忘了，比如《祖父的青春》。这篇文章当初写得很长，写祖父，也写祖母。祖父和祖母是一体，很难分开，特别是祖母，一生都以伺候祖父为生活内容，从祖父故去的那一天开始，原先精神昂扬的祖母，生命开始萎顿了。祖母是真正的文盲，六岁左右作为“养媳妇”来到婆家，与比自己大一岁的丈夫以及其他叔伯妯娌一起长大。婆家是大家族，从南昌迁到江北，又到了江南。流徙的过程，应该经历了很多打击，最终形成聚族而居的习惯。在大家族里，祖父行三，妇随夫姓，于是，祖母这一生，就是从“三姐”“三嫂子”到“三妈”“三婶”到“三奶奶”的转变。祖母是大脚，身量高，嘴皮利落，甚至还有点泼辣，加上长相标致，出出进进总是穿得很得体，在旧式家庭，也算人物了。祖母的原生家庭开豆腐坊，几个兄弟都进了城，在铁路系统工作，但记忆中，祖母很少提及娘家，相亲相熟的反倒是婆家的三姑六婆。这是旧式人的情感方式，跟现在电视剧里的小媳妇们是两码事。父亲是独子，我们就算是刘家的传人了，从小享受着祖母格外的照顾。写祖父的时候，写着写着就写了一大篇的祖母。与主角祖父相比，这些像是闲笔。时任《光明日报》文艺部主任彭程细心，在文章刊发后特意发来微信，说篇幅所限删了一些，出书时可再刊发全文。因搬办公室，电脑换了两次，等到这次出书想起这事，全文找不到了。也罢，补录在此。
我的散文写作大多是主动写作。迫不得已，完成人情和应承，这种情况很少。实际上，我经常会把应承和人情给忘掉、赖掉。写作是话到嘴边，写出来才舒服。有人曾问又工作又写作累不累？写作的人不会累。写作是放松，也是整理，写完那一刻体会到的如释重负的美妙，难以言传。
如果不写，会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个问题偶尔也会从脑子里闪过。对我来说，肯定不一样。一个重要的不一样，是部分记忆将永久丧失。记忆是分层的，有些记忆，特别是久远的记忆、细微的记忆、与日常生活联系不紧密的记忆，已经被重重信息掩埋，如果不是写作重新激活，恐怕永远丢失了。随着年岁渐长、经历丰富、接受信息的渠道增多，这种体会越来越深。除了极少数记忆容量超群者，大多数人记忆条都是有限存储，存进去一些新东西，就会自动覆盖一些老东西。我自己的这种记忆消磁尤其明显。写《刚察往事》之前，三十年前的这段记忆几乎完全沉睡。神奇的是，坐在电脑前，敲出“刚察”两个字时，当年的情形，那辆从远处驶近的车，路边的牧羊犬，甚至连“刚察”站名用的字体，都复活在眼前。
因此，我把自己的写作分为记录性写作和唤醒式写作。收录在这本书里的文章，基本也是分成这两类。前者以思想随笔为主，后者以叙事散文为主。
第一次把文字变成铅字是1987年秋天。电影《红高粱》全国放映，张艺谋、莫言和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名字进入大学校园。在甘肃省电影家协会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，我和班上另一位女生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发言。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第一次具体地接触“文艺评论”，幼稚是毋庸置疑的，受到的鼓励也是可想而知的。给《兰州晚报》悄悄地投稿，很快，便在报栏里看见了。清楚地记得收到稿费15元。兰州城里，当时牛肉面每碗一毛五，是那种大海碗。
这个记忆也被唤醒了。
来源：中国出版传媒商报
初审：江玉婷
复审：张中江
终审：张维特
排版｜童 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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